樊琼，樊老师，我的小学老师，本名樊一平（文革时更名），时年七十九。他是我的“老朋友”，我的启蒙老师，忘年交。季羡林先生说：“孤独的人是很难交到朋友的，除非他们同样孤独。”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但是是有一点孤僻的。樊老师在理论上也是交不到朋友的人，因为他不仅孤独而且孤僻。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成为了朋友。
　　我尊敬樊老师并不完全是因为“一日为师，终生为师”那种美德，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知道老师在学生面前总是要吃一点亏的，比如在吃饭的时候老师要付账，学生通常都可以在旁边看着，而且心安理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开启我独立思考的大门，毫不夸张地说，他在我心目中不亚于卢梭、博登海默、曹雪芹、古龙、鲁迅、钱钟书、乔丹的地位。有一次我问老师：“你觉得学习的好处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笑笑说：“在嘈杂的人群中做个不一样的人。”（后来我知道这是美国思想家、诗人爱默生的名言，原句：在嘈杂的人群中做个完美的独立思考的人）
　　三十年前，老师坐着一列破旧的慢车，穿过重叠着乌烟的大山，再穿过闪烁着星光的平原，来到了脏乱不堪的北京南站。列车两天前的下午启程，第三天的凌晨到达终点了，它在山上山下蠕动的过程耗费了几十个小时。在这漫长时间里，他没有座位，与无数上上下下大兜小兜肩着拎着的陌生人，胸贴着胸，背靠着背，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在列车的脏腑里，呼吸着它的呼吸，循环着它的血液，我没有座位也没有尊严，它去往的地方或许是我找回尊严的地方。读大学时我也曾多次坐过火车——春运的“绿皮”火车，比老师幸运一点，我能够买学生票，能在“人山人海”中觅得一处栖身之地，但是岁月的车轮并没有改变它行驶的轨迹——“与无数上上下下大兜小兜肩着拎着的陌生人，胸贴着胸，背靠着背”的戏码依然还在上演。不同的是我们已不需要为了尊严去抗争，而是为了更加舒适的发展空间和渺茫的未来去抗争。此时我也有了同老师一样的感受——或许“绿皮”车去往的地方也是我找到答案的地方。
　　多年来，我断断续续地阅读了老师许多的文字（从未发表），它们几乎成了我人生的“宗教”—— 在纷扰的环境中，长于独立思考，时刻葆有自己的判断。对于这宗教的魅力远非文字表面营造的边城长河给人的欣赏愉悦，在其文字背后，隐藏着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也传达出一种对后辈、对朋友的关心和爱护。
　　近年，老师每写完一段文字，常喜欢题上“时年近八十”，我可以想象他心里的骄傲和喜悦，能活到八十，已经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更值得骄傲的是，一个近八十岁的人，还能有那么蓬勃的生气，至今健谈能饮，我从未想到一个八十岁的人，还能有那么大的能量。我想那除了要有一份广阔的胸襟和乐观的态度外，还要有一份对生命的热爱，才能青春永驻。
　　张爱玲说：“活在爱情中的人，才能永远年轻。”
　　我说：“活在思考中的人，也能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