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你是如何认知历史类书籍的。这类书，在易中天《品三国》、当时明月《明朝那些事》之后，就突然如中国股市，打了鸡血的往上冲，到达高点时轰然崩塌。带着寥寥的兴趣，我于残剩瓦砾中寻找可以发光的石头，以慰藉失望的情绪；蛛网密织的墙角，有一颗石头发着幽幽的蓝光，像极了湖泊的颜色，忧郁而不自恃。

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就像这颗石头，虽然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它能让我沉迷并引起深深的思考。史景迁，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史景迁”这个华文名字，寓意学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以司马迁为楷模。在他从事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其著作《曹寅与康熙》、《改变中国》、《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大汗之国》、《康熙》等引起了出版界的轰动效应，深受读者欢迎。

历史类书籍，从写作风格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宏观的大场景描写，“记历史兴替，明古今得失”，带有强烈的问政色彩，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书中所涉又往往横跨一朝或数朝，期内语言不乏有“伏尸百万”、“贼数千”之类大数字；另一种是考证式的描写。这是受明清考据学术遗风和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对小微处详加考证，凡事必有出处，务必以证据证明真伪。到了现代，线上线下书市繁荣，商业化运作大行其道，今人不断地对历史事件、人物等添加政治、种族、地域、阶层、情爱等各种时髦元素，使历史类书籍渐离史实迩远，如天上云鹤，忽悠成迷。

《王氏之死》不属于以上三类，严格地说，她甚至无法归于历史类书籍。首先，她引用的史料来自三方面：山东郯(我敢打赌，有许多人不知道“郯”字如何念)城《郯城县志》、地方官员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和蒲松龄（住在临近郯城的淄川县）的《聊斋志异》，《福惠全书》为官员日记，而《聊斋志异》作为文学作品，更谈不上真实性。其次，该书将历史背景设在了17世纪60年代，地点是山东一个寻常的县城—郯城。以一般读者的眼光来看，作者可能会描写一个城市的景象（这在文学作品中是常有的事）。但奇怪的是，带我们进入郯城的是一场发生在1668年的地震，然后依次出现的是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寡妇、邻里之间的争斗，间或有黄六鸿、蒲松龄、史景迁的视角观察，仿佛是万花筒，旋转变化。

不过，上述这些无损于该书对我的启示。在我看来，该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在诸多史料中融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使全书具有故事性和隐喻性，打破了单纯考证的叙事模式；同时，在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山东郯城幕布下，我们观察到了一个个彷徨挣扎的普通灵魂（王氏只是其中之一）——他们在生活和精神的压力下无所适从，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在其著作《追寻美德》中说：人类是讲故事的存在，我们作为叙述性的探求者而生活着。从出生到死亡，我们不断演绎着一个一个故事，有的因为“闪光”记忆犹新。个人的故事能否成为历史的故事，历史类书籍中为什么总是英雄史诗，而没有你我他，是因为你我他缺乏道德光辉，抑或缺乏伟大功业？

史景迁看到了王氏——一个有姓而无名的普通女子，在我看来，她就像孱弱到极致的蚂蚁。她嫁给了任姓男子，后来又与另一男子私奔，以后又因为害怕被抓重新返家，结果在一个雪天被任姓男子掐死，抛尸荒野。故事本身似乎太过寻常，可是，史景迁却相继赋予了王氏冲动（与人私奔）、封建（躲进山神庙）、迷离（临死前一晚的梦）等多种特性，使她成为当时女性的一种反抗—踯躅—毁灭的标签，从而具备历史意义。

从这一点，我也许看到了普通人作为讲故事的存在，成为历史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长期掩埋在时代变迁的漫漫黄沙之下，遗忘在各种大略、左右和数字之间，或者根本不为我们本身所重视：只是在荒草爬满的坟茔里睡着，就像王氏被掐死后睡着一样。

可是，要唤醒她，注定是艰苦而沉重的过程，中国有千万个郯城，千万个王氏，却没有千万个史景迁。毛泽东曾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要提倡人民的历史观。这并不意味，专家、学者要从高高的学术神坛走下来，心甘情愿、不收分文地为百姓服务，用笔记录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的悲欢离合，即使有几只“蚂蚁”具备了特殊香味，或辛辣、或甜美。

今后，我们或许需要依赖QQ、微博、微信独立地作为讲故事的主体，而不必仰仗他人的目光和评价，这样的权力，超越了时间的界限，仅有空间的概念；这样的权力，是王氏所不能的（想象中，她永远躺在了雪堆里），日复一日等待“史景迁”去发现、压制、浓缩，稳稳地放在大历史里。

让我们再一次欣赏史景迁对王氏的看法：我对王氏的反应是模糊却深远。她对我而言，就像人们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的，在群石中微微闪亮，而以近乎后悔的心情从浪潮中拾起的一颗石头……当它平躺在我手里时，色彩和纹理反而显得更鲜明。不时地，我知道是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

祝福史景迁，祝福“王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