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秋》吸引我的不是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裴士锋生动详实的描述，亦或者错综复杂的多方关系——清朝政府、太平天国、英国政府，而是一连串的数字：十九世纪中国这场内战所夺走的人命，最广受认可的估计是两千万至三千万人……对这场战争在所有省份造成的人口冲击，他们推测是七千万人死亡，人口总共少掉一亿多。

数字的背后，是可以想象的恐怖场景：因为枪炮、斧钺、钩矛、大刀、饥荒、疫病……，河道漂浮尸体，白骨露于野，而野狗逡巡其间，一望无际地，像农场里台风刚过大片倒伏的麦子，还能依稀传来微弱的喘息声。这是战争，人命在战争面前不值一钱。交战的双方：清朝政府和太平天国，根据书中描述，清军攻下太平军所占城池，为祸更烈——攻下南京后，烧杀掳掠，城中留下的妇女无一人在四十岁以下。太平军因为安庆被围，吃光了所有粮食，人肉价格最后涨到每斤半两钱。

从人性的角度看，中国的这场内战实在与儒家的道义无关。清军的主要统帅曾国藩，是一个勤于修身、恭谅克俭的理学家，以儒家忠孝思想，师生、乡里关系招募、训练、维系部队，其反对太平天国的理由也主要是对方无君无父，欲断儒家道统，但丝毫无损对敌方已俘士兵及无辜平民的惨烈冷峻之心。这种内心矛盾统一的统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因为文化中深烙有大一统和王权至上的元素，乃至社会组织架构、管理模式、信息传导、教化规制等均如绳索环绕而缚，即使最聪明的理学家亦久而自乐，人和人民当然退居其次。

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官方历史书定性为“农民起义”，在此书中也未见有过多溢语，裴士锋在自序中说：我更希望他们认识到在全球语境中局外人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特别是西方列强在影响当时中国局势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基于这样的目的，裴士锋将太平天国作为了衡量清朝政府与西方列强关系的晴雨表。从英国政府对交战双方的不干预政策，到出于保障东方茶叶贸易及长江通商口岸安全采取干预政策，直至默许组织“常胜军”、“联合舰队”。我们看到，英国报界及官方一直有两种声音：清政府腐朽没落，应该被信仰天主的太平军推翻；太平军由一群愚民组成，打着宗教的旗号行改朝换代之事。在外交途径上，清政府对西方列强既提防又用金钱笼络，“天朝上国”的思想在满汉官员脑中根深蒂固，毫无平等外交的概念。太平天国更为不堪，仅凭着洪仁玕在香港游历时积攒的稍许教会人脉，拉拢了零星传教士对西方宣传太平军的正义与正统，以后随着战事急转直下和内部猜忌如鸟兽散。

所以，英国政府最后选择支持清政府，颇有点“两个矮子里选择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感觉，而那个相对较高的，依然没有改变封闭蛮横的态度——英国政府没有从中获取任何真诚的友谊，也未见清政府变得开明（此后的“义和拳”运动可见一斑），反而继续裹挟着全国人民残喘了近五十年终至四分五裂。

让我们再用宗教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太平军，无论有没有清教徒式的宗教内核，但至少披着崇信天主的外衣；清军，以后或能用湘军、淮军替代，支撑其成军、作战的是儒家最后的气力（儒学发展到理学，已经走到了尽头，以后遭遇西方伦理学说，一触即溃）；英国政府，与枪炮携手并进的是文化入侵，试图扶持思想共振、经济开放的新政府；中国普通百姓，棋盘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力量，远没有到自我觉悟的地步，被纲常伦理死死绑在土地上。王朝内部的每一次战争，无非是再次选择一次效忠者——在枪炮面前，如绵羊般服从或死亡。

撇开外交及宗教对战争结局的胜负手作用，千万死亡人数揭示了另一重意义：有死亡必然有新生。在战争中，人性各种欲望被释放，道德纲常无法理性束缚，外来的新文化、新思想又再次冲击，儒教如蓄水堤坝终至溃堤无法制止，底层革命力量开始成长。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又一次面临安身立命的选择，而这一次，直接关乎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使中国上层组织的翻转成为可能。其后百年，中国一直在西学东渐，试图以独立自主形象融入全球化；其后五十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完成了太平天国未能完成的任务——推翻清政府统治。

一九O九年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日本的老政治家伊藤博文这样评价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西方人，特别是英格兰人，阻止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而等到满清垮台，动荡将更为暴烈。

但是，我们依然不希望以一连串的冰冷数字来说明一个全新的历史进程是如何开始的，内心的悲悯和怜惜使我们对祖辈哀求和呻吟感同身受，并不愿重复相同经历。如曾国藩、李鸿章、梁启超之辈的一流人才，或许正是考虑到过度牺牲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才坚决反对用激烈的革命手段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未来。

当我们以后来者的身份去评价一段历史的时候，实际上有作弊的嫌疑，且并不必然吸取教训，过得比祖辈更好。事实上，对于许多历史过程，我们仍然是懵懂无知的并带有强烈的惯性作用，走过了那一段，也许才发现新的篇章已经翻开，而自己已经落后，想象的只不过是一连串数字。